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已有两年，期间针对CBA职业化、校园篮球与基层青训等方面进行改革，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篮球的未来。在不久前的采访中，姚明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相比挖掘一个拥有即战力的精英球员，让更多人热爱篮球这项运动，才是更简单、更值得的事。

“靠后天刻苦才能有所收获”环球时报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您高举国旗手牵汶川地震小英雄的画面成为国人经典回忆，您当时是什么心情？姚明：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，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是贯穿毕生的珍贵经历。我不太想用一些主观强烈的词语去渲染那种感受，在那样一个庄严神圣的时刻，我最刻骨铭心的想法就是：千万不要失误，代表国家身擎国旗真是太重要了。环球时报：您是如何走上篮球道路的？成长道路上有哪些难忘的回忆？姚明：我从小接受体育熏陶，成长在体育大院里，街坊邻居都是体育工作者。

在这样一个崇尚体育精神的氛围中，我自然而然对都曾是篮球运动员的父母产生崇拜之情，并以他们为荣，立志长大后像他们一样在体育赛场上寻找人生价值——这就是我的体育启蒙。我生长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，成长环境还是不错的。我没有必要牵强地说“我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”。

但有一次我在参加小学运动会的时候，打篮球投出两个“三不沾”（指不沾板、不沾筐、不沾网），这带给我强烈的内心刺激，使我意识到很多东西不是靠基因遗传的，天赋之外，还要靠后天刻苦才能有所收获。“赛场上只需考虑篮球”环球时报：您曾前往美国打职业联赛，在您看来中外体育文化有什么区别？姚明：我去美国打职业比赛后，感受到了中外体育文化差异。

在国内打球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举国体制，很多优秀运动员是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，不管是30年前还是20年前，直到现在这种体制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种作用有很多积极意义，例如更容易发现好苗子，特别是像我这样有身高优势的，之后被投入巨大资源并快速成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举国体制是一些运动员快速成长的阶梯。

但在另一个角度上，这种体制也像一个温室，运动员出国参加职业比赛时，“温室成长”的弊端就会显现，这些运动员进入国外职业赛场就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走入社会。我经常想，篮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？现在来看，篮球运动员所需要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，即：团队精神、领导力、责任和担当。

这些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无论什么样的体制下都是需要被体现的，只不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方式不同。如果过于强调“我是中国培养的运动员”，而不单纯定位成篮球运动员，反而会降低在国外职业赛场上成功的可能性。

只有在生活当中，我才会刻意去提及中国文化特点，而在赛场上，我尽力避免去想“我从哪里来”，只需要考虑篮球就可以了。“扩大篮球人口底盘很重要”环球时报：您如何看中国篮球的未来？姚明：我从事篮球这么多年，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也在思考中国篮球的未来。

篮球作为一个具体体育项目时，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竞技赢得比赛。所以，我们不管参加什么比赛都是以此为目标。但是从宏观角度上来讲，又不能将赢球作为唯一目标，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篮球发展的土壤问题。中国有近14亿人口，但从来都不具备篮球人口优势。

我们掌握的中国篮协注册的常备运动员，也就是经常进行训练的运动员人数是1.3万人，男女运动员都包含其中。但日本有75万，美国篮协的数据是2300万，中国与之差距悬殊。所以，中国如何有效扩大篮球人口底盘，进而影响上层建设非常重要，但是扩大底盘则需要上层来做出决策。

我曾经碰到一位“小篮球”（12岁及以下青少年可报名参加的篮球比赛）教练，他培养出好几位球员，那些球员我都听说过，他们通常能在CBA打上轮转，但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国家队。那个教练在我面前显得很不好意思，认为自己没有培养出更优秀的运动员。但是我并不这么想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教练，一百个、两百个、甚至是一千个，如果每个教练都能培养出三四个能在CBA打轮转的球员，全国高水平篮球运动员就会越来越多，我们整个篮球水平的金字塔尖也会越来越高。

我想大家都会明白，寻找下一个超级篮球运动员与做基础底盘工作相比，哪一个更容易、更有价值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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